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深刻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他还形象地比喻道，“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党的一大召开的历史，充满着危险与斗争。在这所精神家园，同样闪烁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惧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光辉。

　　党的一大召开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和仇视。他们费尽心机，要求查封进步报刊，逮捕马克思主义者，“严防”和“查禁”马克思主义。这些卑劣举动并没有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害怕和退缩，他们不仅继续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下，与帝国主义暗探和租界巡捕斗智斗勇，在斗争中胜利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完成建党伟业，在沉沉黑夜中为中国点燃革命的火种。

　　一大代表冒着危险秘密聚集上海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联系。经过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陈独秀、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赴上海出席会议。

　　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接到信后，都积极响应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建议，选派各自的代表。在当时的环境下，党的一大的筹备和召开是秘密进行的。为保密和安全起见，许多代表都是在其他身份的掩护下，起程前往上海。其中，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面临的政治环境最为险恶。

　　当时，湖南处在军阀赵恒惕的残暴统治之下。赵恒惕不仅派兵监视了湖南工人、学生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还下令免去何叔衡的《通俗报》馆长职务，使进步刊物《通俗报》被迫停刊。因此，6月29日晚，毛泽东、何叔衡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从长沙动身乘船前往上海。同他们关系密切的谢觉哉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召。由于严重的斗争环境，谢觉哉生怕暴露秘密，便用“〇〇〇〇〇”代指“共产主义者”。

　　7月23日，党的一大代表们全部到达上海。李达、李汉俊则承担了代表大会的联络、筹备和会务方面的工作。由于当时革命活动的秘密状态，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除陈公博住在上海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外，均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统一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安排居住在临时租借来的私立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坐落在法租界的一幢二层房子。学校的学生已休假回家，于是校长便将校舍借给了王会悟。王会悟安排代表们住下后，聘请了一名厨师，专门给代表们做饭。同时，她还小心翼翼地叮嘱厨师“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以防泄密。

　　一大会场上的惊险一幕

　　本来，由于一大代表大多住在博文女校，若在校舍开会最为便利。但是，一旦参会的两名共产国际代表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则极易引起密探注意，招惹麻烦。于是，李汉俊提议，在其居住的李公馆开会。

　　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的李公馆召开。会议一开始，马林便提醒大家，不要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他还指出：“党必须非法地工作。”中国共产党是以推翻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行动宗旨的，因此，必然不合于当时北洋军阀的“法”。

　　实际上，当时一大会场早已处在密探的监视之下。1921年4月，马林从奥地利动身来华时，便已引起帝国主义情报部门和警方的注意。一路上，他在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等地遭受各种严查盘问。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还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马林等“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要求务必“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因此，马林一到上海，便处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严密监视以下，直至中共一大召开。

　　一大前几天的会议，巡捕房并未有所行动。7月29日晚，马林曾提议：“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代表们则表示，“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会场仍然不变。次日会议时，就在代表们准备讨论通过党纲和决议时，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

　　30日晚8点，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汉俊的住宅，掀开门帘，偷偷地朝会场内在座的各位代表扫视了一圈。陌生人的闯入，立即引起大家的警觉，当即质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中年男子含糊回答：“我要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对不起，找错地方了”。随后，中年男子匆忙离开了会场。

　　该男子的反常举动，迅速引起代表们的怀疑。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向李汉俊询问完情况后，立即用手掌猛击桌面，当机立断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代表们一听该男子可能是敌人密探，便马上都站了起来，在李汉俊的带领下紧急疏散，离开了李公馆。

　　代表们离开后不到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便开来两辆警车，车上下来九个人，将李公馆迅速包围。随后，李汉俊遭到盘问，会场受到搜查。搜查中，巡捕们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未翻到其他东西。当时，会场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由于涂改很乱，幸运地没有引起巡捕的注意。

　　法国巡捕在搜查中没有发现进行政治活动的确凿证据，便失望地准备离开。临走时，他们用警告和教训的语气对李汉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的教育尚未普及，民众也没有什么知识，谈不到有什么革命的举动。希望你们今后多在教育上下工夫。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

　　法国巡捕走后，并不甘心。他们在李公馆四周布下暗探，继续进行监视。

　　在嘉兴南湖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7月30日晚上的搜查，虽然没有给党的一大带来重大损失，但是由于已经引起巡捕的注意和监视，大会不能再在李公馆继续进行。当晚，代表们集中到渔阳里2号李达的住处，商议会场的选址。

　　讨论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突然插话，提议可以去嘉兴南湖，那里人少僻静，可以租一条游船，在船上开会。这个安排很快得到代表们的同意。于是，大家连夜开始进行转移的准备。王会悟专程了解第二天由上海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时间，其他代表则分别回到住处，进行必要的准备。

　　7月31日清晨，为了缩小目标，避免引起他人注意，代表们分两批前往嘉兴。他们各自买票，分散在不同车厢，相互之间甚至装作不认识。到达嘉兴车站后，他们来到南湖中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

　　为了会议的安全进行，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面上准备好酒菜，装出游山玩水的假象。王会悟则打扮成歌女的样子，坐在船头眺望，充当会议的“哨兵”，做好各项安全保障工作。

　　在秀丽、清雅的南湖，谁能想到，这些“游客”和“歌女”，正在筹划让华夏大地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他们继续着30日晚上在上海未完成的议题，讨论新生的共产党的党纲和决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由于党纲和决议代表们已达成基本共识，因而，很快就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天下午，代表们又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在代表们进行选举之际，湖面上突然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

　　有了李公馆的经验，代表们听到响声后，首先怀疑是否是警察局的汽艇。于是，他们赶紧收起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假装打起了麻将。“突突突”的声音由远及近，汽艇从画舫一旁掠过。代表们再三确认，这艘汽艇与警察局无关，这才松了口气，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继续选举。

　　下午6时，在南湖画舫上的会议结束。代表们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至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宣告结束。这十余人的小型秘密聚会，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标志性事件，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小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