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在党的百年历史中，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和较量。如何增强斗争本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思考和认真应对的问题。这种思考和应对，甚至在党诞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19年下半年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要不要共产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但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奉的真理，自发地、坚定地拿起理论的武器，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这场思想交锋中。

“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是学理之争，也是政治之争

最先在思想领域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前期，胡适曾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是“亲密战友”，一同冲锋陷阵、呐喊前进。然而，胡适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于是，他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尖锐地嘲讽道：“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还劝说人们“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将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文章，李大钊迅速作出批驳。他写下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寄往北京给胡适。8月，胡适将此文在《每周评论》上刊登。李大钊在文中表达了以下观点：

首先，针对胡适将问题和主义割裂，以问题否定主义的做法，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既要研究问题，也要谈论主义。他理直气壮地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其次，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错误，李大钊详细解释了主义的作用：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准则。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再次，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了“根本解决”的必要性。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对于中国而言，“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最后，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主张，李大钊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胡适挑起的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论争，这不只是学理之争，实际也是政治之争。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寸土不让、据理力争，论证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彻底的革命。他们对中国命运的热切关心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持和运用，感染了许多有志青年，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谁更适合中国国情

“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中国知识界逐渐意识到，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的指导。但是，中国救亡图存究竟该走哪条道路？究竟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更适合中国？人们仍各执一词。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所谓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因此，罗素在演讲中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罗素演讲后，张东荪和梁启超等立即发文表态支持其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困”；中国“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主张只是消极等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却忽视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忽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正常发展，只有通过革命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中国才能发展实业、实现富强。

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的错误观点，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纷纷著文反驳。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落后，却客观存在着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的内忧外患，“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中国有必要也有条件建立共产党。“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他们尖锐地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指出用“温情主义”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的幻想。

这场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持续了一年多。在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败下阵去。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运用科学真理，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揭示了中国的未来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

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驳斥“绝对自由”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交锋时，还发动了一场批驳在国内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暴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先后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和《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提出“我们极端反对马克斯的集产主义”，正式挑起论争。随后，又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陆续发文，批判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和纪律。他们反对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凡一切政治和权力一概否认之，无论他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也好，君主专制的政府也好，劳农执政的政府也好，均反对之”。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国家的本质和革命的形式，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批判。他们指出：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阶级冲突和经济利益冲突的体现，不能抽象反对一切强权，若是“拿他来救护弱者和正义，排除强者和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在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长久的岁月”里，必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占领无产阶级的“权力阶级的地位”；“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为此必须建立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批判了“各取所需”的平均主义，驳斥了“绝对自由”的主张，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的“绝对自由”，根本不存在。

通过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抛弃了错误思想，认清了个人自由、生产自由之类的“迷想”和“空想”，对阶级专政、纪律严明、民主集中等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三场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的第一场思想交锋。在这场交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惧错误思潮的攻击，以坚定不移的信念，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勇敢地进行思想上的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交锋过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不断扩大，一批有志青年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进而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小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