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

国家图书馆藏汉代熹平石经《尚书·尧典》残石。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刘同华 摄

　　近日，“亘古巨制 煌煌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辽宁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山东博物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甘肃简牍博物馆、荆州博物馆协办。

　　值此国家图书馆建馆115周年之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精神，国家图书馆特别举办此次展览，精选传世善本与出土文献，包括甲骨、简牍、石刻、善本等多种类型，植根中华文脉，聚焦典籍深刻内涵，同时展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项目成果。

　　经典深刻影响了我们的价值理念与道德规范

　　典籍是民族智慧的载体，精神文脉的接续，亦是烛照前路的明灯。从甲骨文的有“册”有“典”至“万卷藏书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历数千年岿然屹立。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华文明，在典籍长河中传承发展，从未中断。

　　展览第一单元映入眼帘的就是“民族元典”，从“五经”出发，展示《易》《书》《诗》《礼》《春秋》这五部民族元典的磅礴气势、深刻思想。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中华民族基于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将原创性的精神进行系统整理，陆续形成了《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文献，后世称之为“五经”。

　　比如《易》（又被称为《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古代人民智慧与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再比如《书》（即《尚书》），书名的意思即为“上古之书”，为上古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内容都和政事相关，被誉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内含“典”“谟”“训”“诰”“誓”“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满招损，谦受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等言论就出自这部典籍，反映出中国古代先贤的德治理念。我们可从其中汲取智慧，在提高自身品德修养的过程中实现修己安人。

　　展览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展品，而且与《尚书》有关——汉代的“熹平石经”《尚书·尧典》残石。

　　东汉年间，名闻天下的“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由官方权威颁布的儒家经典刻石。汉代，研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风尚，抄书可以说是获得经典的唯一途径，手抄笔误不仅难以避免，甚至可能错讹相传。有鉴于此，蔡邕等人奏请校订儒家经典，刻写在石碑上，立于太学前，这就是“熹平石经”，给当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经典的最权威的版本。年深日久、世事纷纭，及至今日，我们只能见到一些残石，但即便是残石也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和学术价值，其精严端庄的字体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资料。

　　我们知道孔子整理编订“六经”，对古代传下来的六种典籍做了整理，“以备王道，成六艺”，昭垂万世。那么“六经”“五经”与“十三经”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先秦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为“六经”，后来《乐》亡佚，汉代立五经博士，故有“五经”之称。后世学者又不断扩充，至宋代正式形成了包含“五经”在内的“十三经”。

　　无论“六经”“五经”还是“十三经”，都洋溢着哲学的思辨与人文的关怀，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价值理念与道德规范。

　　从典籍中读懂中华儿女深厚的价值认同

　　这次展览中，有一个单元非常值得关注——“中华一统”。“中华一统”单元用浓墨重彩梳理了“大一统”概念的提出、深入阐释和扩充，并通过史书、舆图、地理文献等多种类型典籍阐述了政治制度、法理法令、地理空间，乃至文化教育的统一是“大一统”观念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坚实基础，揭示“大一统”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文化纽带，也是中华儿女情感深处的共同追求与价值认同。

　　以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为内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鲜明的统一特征。先秦时期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大一统”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共识。唐人颜师古云，“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

　　“大一统”的表述，始见于“十三经”之一的《春秋公羊传》，其源于对《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的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句话里的“王”指的是周文王，即周文王所颁历法的正月，其意引申为将周文王所颁历法推而广之，强调历法统一的重要性。

　　到了西汉，董仲舒深入阐释了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明确指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认为“一统”首先是理论、认识、文化学术的统一，然后是法度的统一，最终达到国家的统一，大大扩充了“大一统”的内涵。

　　司马迁《史记》就以五帝、夏、商、周等“十二本纪”为经，构筑了古代中国从黄帝到汉武帝的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谱系；以吴、楚、越等“三十世家”，匈奴、西南夷、朝鲜等“七十列传”为纬，把不同时期的政令、重要人物及边疆民族纳入统一王朝的叙述中，从而传递出世代相续、四海一家的“大一统”理念。同样，班固作《汉书》，通过《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对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展现出“大一统”时代典章制度的辉煌。

　　展陈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其中有一幅绘于清代乾嘉年间的地图，引得参观者驻足观摩——图上绘出乾隆末年及嘉庆初年府、厅、州、县建置的变化，并简要介绍四邻国家的大致情况，最西标出英吉利、荷兰等国名。图中所示的“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即今南海诸岛。

　　正是在这样幅员辽阔又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古人在数学、艺术、科技、农业、药物学、手工业等领域创新进取，不断探索，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编撰了众多影响深远的典籍，在相关领域矗立起一座又一座高峰，支撑起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代又一代文学层峦耸翠，承载着文人墨客的风雅逸趣、相思怀念、人生感悟和精神追求，奠定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在这里，读者可以细细品读一系列的珍贵展品：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七年（1180年）池阳郡斋刻本《山海经》、宋嘉定十年（1217年）当涂郡斋刻《四书章句集注》、宋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山东博物馆藏“工典”卜骨等，领略泱泱大国、文献名邦的风采气度。

　　推动中华优秀典籍走入现代生活

　　以前，全国的古籍藏量究竟有多少，存藏状况如何，能修复的人有多少……这些问题曾经是摆在全国古籍保护人面前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了摸清家底、传承文脉，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作为基础性工作，古籍资源普查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据悉，全国完成汉文古籍普查270余万部，藏文古籍1.8万函，近3000家古籍收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截至2024年7月，已累计完成出版678家收藏单位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共计145种240册，收录160余万条款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发布82万条款目。

　　截至2024年7月，国家及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线上线下各类古籍保护培训班累计600余期，培训超4万人次，覆盖2000余家单位。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工作人员从不足百人，发展壮大至千余人。全国设立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完成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云南纳格拉洞藏经等珍贵古籍修复。在社会力量支持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完成《永乐大典》“湖”字册等104册（件）珍贵古籍修复工作，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此外，各单位积极推进古籍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定出台17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研制成功两种古籍脱酸设备和全套古籍修复设备工具；研制纸张100多种，新开化纸研制取得突破。

　　为纪念抗战胜利，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分别于2015年、2020年举办“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学术研讨会”，收集抗战时期40余个典籍抢救保护史迹事例，挖掘出很多珍贵史料。

　　此次展出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成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由中宣部委托文旅部指导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项目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100部经典，萃取精华、赋予新意，深入浅出地进行解读，力求提供一套立足学术、面向大众的古代典籍普及读本。该项目所选典籍上起先秦，下至辛亥革命，包括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典籍，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记者从国家图书馆了解到，截至2024年8月，项目已编纂出版图书共80种，积极引导广大读者阅读经典、学习经典、利用经典、爱上经典，有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