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视剧再出“爆款” 《山花烂漫时》深深打动观众

真实自有千钧之力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近日在京举行，在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上，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得到重点推介。该剧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事迹改编，由费振翔执导、袁子弹担任总编剧、宋佳等主演。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期间，该剧收视率稳居同时段第一，刷新近5年来国产剧豆瓣评分纪录。

　　在传播日益分众化、个性化的新媒体时代，一部描写英模人物的电视剧，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国产剧的一座新高峰，为主旋律题材剧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和启发。

　　扎进大山追寻讲好故事的拼图

　　接到创作任务时，袁子弹很是忐忑。张桂梅人气高，不少观众了解她的事迹。怎样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个大家不了解的、有别于媒体形象，但又符合她本人、符合影视创作规律的张桂梅，是剧本创作的难点。

　　主创团队扎进大山，深入华坪女高采风，重走张桂梅家访路，在女孩们、乡亲们、张桂梅“战友们”的述说里，追寻关于讲好张桂梅故事的拼图，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素材。

　　真实自有千钧之力。在接触张桂梅和云南方面的基层干部后，主创团队发现建立女高、经营女高的难度超乎想象，决定选择从办校开始到办学成功的高光时刻，作为电视剧的主要内容。

　　“在完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建立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这是一件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事。而任何不可能之事的完成，一般都有非常有趣的过程。”袁子弹说，我第一时间确认了要从女高建校开始写，而且要用“创业剧”的方法写，把张桂梅在建校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清晰呈现出来，也把她得到的各种帮助、结识的各位伙伴写进来。

　　电视剧开篇以张桂梅寻找即将辍学的女孩谷雨为切入点，迅速将观众带入她创办女高面临的重重困难：办免费女高，钱从哪里来；钱筹到了，老师从哪里来；老师来了，怎么说服学生来读书；学生来了基础太差，教学怎么开展；跟隔壁学校共用公共设施，遇到困难怎么解决；教学刚刚步入正轨，第一笔钱花得差不多了，如何筹钱；钱的问题刚解决，孩子们读书又遇到瓶颈；突破瓶颈送走一届，新学生又有新问题……有人感慨：“这种真实的冲突，就像我们在跟着张桂梅上班。”也有人说：“追看这部剧，不是我们走向张桂梅，而是张桂梅走向了我们。”

　　“饭后散步，我们街坊邻居、商店老板都在追剧，负面评价几乎没有，唯一的抱怨是更新太慢。”华坪县政协干部杨文华是张桂梅建校育人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剧中周善群的人物原型。他说，张桂梅的事迹在华坪耳熟能详，当地自1998年起就号召向张桂梅同志学习。《山花烂漫时》的演绎生动还原了张桂梅，赢得了当地师生和群众的认可。

　　从敬畏张桂梅到走近张桂梅

　　有些主旋律题材作品有一个通病，就是习惯性地把英模人物塑造得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山花烂漫时》让大家看到的，却是一群可亲可近、可追可及的人物。

　　从创作规律看，要展现好张桂梅这种有原型的人物，就必须找到人物的魂，找到对人物的独特理解，再由此出发，去结构人物的骨肉。正是借由这种方式，主创团队实现了“从敬畏张桂梅到走近张桂梅”的跨越。

　　费振翔说：“面对她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她把‘七一勋章’‘挂’在身上，就是一位让我触动的大姐。”

　　“见到张老师的那一刻，我非常兴奋，因为通过媒体了解到的张老师严肃、沉重，大多强调她的付出和牺牲，而我真正见到的张老师却是开朗幽默的，爱聊天、情绪外化，跟学生的交流也非常鲜活。”袁子弹说，“这个日常的、忙忙叨叨的、永远在干着具体事情的张老师一下就击中了我，我抓住了我心中的那个张桂梅：开朗、乐观、幽默、坚韧。就在那个瞬间，我确定了要写一部带有轻喜剧风格的戏。”

　　作为张桂梅的饰演者，演员宋佳对她“了不起”背后的另一面印象深刻：“全国人民都爱她、敬她，她的精神、信仰感动了无数人。但见到她本人时又有种强烈的感觉，她不只有苦难、严肃、伟大，我觉得她更是一个很乐观、积极、阳光的人。”“我俩一起去洗手间，结果走错地儿了，我发现张老师一直在捂嘴笑。”

　　扎根泥土的创作，挖掘出一个“在新闻报道中没有看过的、有血有肉、真实生动的张桂梅”。剧中的她，既有对学生、对教育事业深沉的爱，也不时流露出急性子、虎劲儿、倔强、会“忽悠”等特质。于是人们看到了骑着摩托横冲直撞的张桂梅、坐“猪车”的张桂梅、拿到政府拨款笑出声来的张桂梅、喝醉酒跳孔雀舞的张桂梅。她为了办女高、找老师、招学生，与方方面面斗智斗勇，她幽默、真诚、执拗，情感丰沛而具有正义感，有效打破了公众印象中的愁苦形象。

　　主创团队在叙事上的大胆尝试与创新，使得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的故事不仅具有强烈真实性，还充满了戏剧性观赏性。一位视频博主的追剧经历颇为典型。她起初对这部剧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印象中的张桂梅严厉严肃，在大山里办免费女高，本身也是沉重话题。之所以改变想法，是因为网上刷到的一些剧情片段，带有轻喜剧风格，人物生动、活泼、可爱，瞬间让她产生了好奇心。

　　挖掘张桂梅和女高在当下的社会意义

　　剧中的一幕在网上引发关注——

　　“我想办一所不收费的女子高中，把山里的女孩子都找来读书，这是我的梦想。”张桂梅向记者阐述梦想：“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山花烂漫时》不仅仅是张桂梅的故事，也是一群改变命运的女孩儿的故事。剧中，谷雨成绩优异，可父亲为了3万元彩礼，竟迫使她辍学早婚；蔡桂芝是班里的佼佼者，却因父亲被骗走工程款、母亲患病需人照料，被迫辍学回家……在华坪，这些女孩儿连上学的机会都极其渺茫，多亏张桂梅拼力相助，她们才得以重返校园。最终，她们考上了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不少专家评价，《山花烂漫时》在主题表达上具有深刻内涵，该剧不仅关注山区女孩受教育问题，还通过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群像，深入挖掘了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剧里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张桂梅劝谷雨重新回去上学，谷雨说：‘我们村儿都这样啊。’”在《山花烂漫时》创作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代表喻婷婷感慨说，因为接受教育，她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石堰村的一个小村庄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我小时候教育环境很差，一个一直生活在那样环境中的人，是难以意识到教育的力量的，除非她走了出去。我在高考后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北师大，真切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教育带给我的改变。”

　　“写张老师，不能只停留在故事层面，而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性。”袁子弹说，写贫穷，我不光写贫穷的成因、写落后观念对贫困地区的影响，也写在政策的努力和教育的影响下，贫穷如何一点点被改变；写性别不平等，我不去强调两性对立，而是努力表达在生活中看到、感受到的种种女性困境，展现不同情境下的女性互助。

　　“我们的反派不是某个个体的人，而是愚昧、贫穷和落后的观念。”袁子弹说，将张老师毕生与之对抗的贫穷和落后观念具象化呈现在观众面前，也将教育是如何改变她们命运的过程如实展现在观众面前，让大家在关注这些的同时，也更理解张老师和女高在当下的社会意义：了不起的从来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中的拼搏与坚守。一个普通人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我们所在的世界，张桂梅老师以自己的一生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她的信仰是自然而然流淌的”

访《山花烂漫时》总编剧袁子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管筱璞

　　作为一部主旋律题材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不仅收视率稳居同时段第一名，还获得近5年来国产剧最高豆瓣评分，在观众中激起热烈回响。如何一点点走近张桂梅、理解张桂梅？她的信仰从何而来？主旋律剧集如何“叫好又叫座”？记者就此采访了《山花烂漫时》总编剧袁子弹。

　　记者：您是怎样逐步加深对剧中主人公的认识的？

　　袁子弹：她是一校之长，却习惯大家叫她“张老师”。我一直很崇敬张老师，欣赏这类胸怀勇气、目标坚定、行动力强的女性。还记得第一次去拜访时，在昆明到华坪那五六个小时的车程里，我忍不住想，当年张老师为了给华坪女高筹款，可能坐着最差的车，一次次在这条路上往返奔波。这条遥远艰辛的路，她不是没有机会离开，也不是没有理由离开，可她依然选择了坚守。在路上，我体会到这条路究竟有多远，也理解了张老师做的事究竟有多难，更理解了她为什么一定要帮助山里的女孩子走出来。离华坪越来越近，我对张老师的崇敬也越来越深。

　　见面前，她对我们提了一系列要求：不要化妆、不能奇装异服、不要戴首饰、不能喧哗，只能采访她指定的人，以免影响教学。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原则的教育工作者，她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一个免于被打扰的学习环境。

　　在我的印象里，张老师是以一种平视的视角，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设身处地为她们着想，而不是居高临下，简单粗暴地说“我是老师，我要教你怎么做”。她和孩子交流不是板着脸讲大道理，她的语言风格甚至有点“粗糙”，但孩子们真的很依赖她。

　　记者：您觉得张老师的信仰从何而来？

　　袁子弹：剧中有一段重头戏，讲述的是部分老师离开后，张老师带领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真实情况是女高首批招了17个老师，后来走了9个、剩下8个，其中有6个是党员。那场戏的台词基本是张老师的原话，几乎没有铺垫，直奔信仰而去。

　　宋佳告诉我，面对粉笔画的党旗，举起拳头那一瞬间，她的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收音麦克都能收到她心脏狂跳的声音。她一下子就理解了那份信仰的力量。就像台词里所说，“如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阵地上哪怕只有一名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被丢掉，我们有六名党员，难道我们会把女高这块阵地给党丢掉吗？”

　　她的信仰是自然而然流淌的，这信仰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人生低谷，是组织拉了她一把，是华坪质朴的山区女性让她看到了人生的意义和责任，她要回报华坪。同时，这种信仰又是接地气的。女高经济困难时，帮助她的是党的干部；老师纷纷出走时，留下来的基本是党员。这些经历驱使她靠近信仰，信仰又反哺给她力量。

　　记者：创作过程中是否有特别难推进的部分？

　　袁子弹：最难的其实是开头，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才真正令人满意。在不到两集的篇幅里，我们需要呈现很多内容：第一时间树立起张老师的独特鲜明形象，迅速展现当时乡村贫穷落后的困境，最终自然过渡到党代会的发言，张老师的出发点不言自明。

　　开场戏我们设计成家访路上的一幕。这是张老师最常见的状态，却又是一个观众最出乎意料的场景。她的闺蜜闹肚子，那个破烂的厕所就是山村生活的一角；风风火火的张老师，骑着摩托车，丢下闺蜜就着急出发了。一进村，她遇到曾经的学生怀孕了，这已经是第四胎了，这就是无数失学女生面对的处境。

　　为了证明这不是孤例，接下来是谷雨的故事，她想要离开家，却找不到比“卖”掉自己更好的出路。我们还塑造了一个女疯子，她是乡村里被漠视与被伤害的女性的缩影，所有人都能看到，又仿佛看不见。

　　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张老师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她在华坪教书以来流失的所有学生及各自的原因。层层递进，表明女孩失学是普遍现象，女高办学才有必然性。张老师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朴实无华，她用一个个名字去复述她的初心。正因为这是一颗老师的心、母亲的心、党员的心，这才能真正触动大家。

　　记者：剧中不少配角人物刻画也非常出彩，这些人物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袁子弹：看资料的时候，我深切体会到，和女高相关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那些老师，当年如果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女高的命运很可能会不同。

　　这不是张老师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的故事。党组织、基层干部、老师、学生和企业家，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员。我希望在真实的基础上尽可能发掘他们的个性与魅力。

　　比如基层干部代表周善群和马永强，从建校之初的惯性推诿，到滑肉馆的一时冲动，到是否任用张老师做校长时的争论和争取，再到为了救女高一起“网大鱼”，他们的心路历程是真实的，也反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智慧。

　　第一届老师是建校举足轻重的一环，我设计了家境优越、乐观开朗的丁笑笑，效仿秋瑾、吕碧城兴女学的魏庭云，恋爱脑、有职业追求的姚小山，有官瘾、爱转酸文的陈四海，还有社恐老师严莉。他们来女高的动机各不相同，个性鲜活，绝不是主角的背景板。包括离开的老师蔡虹，我没有回避她的质疑，更没有否定她的离开。离开的完全可以理解，留下的绝对值得尊敬。

　　至于学生们，我不光写她们的个性与青春气息、奋斗与激情，更通过各自的家庭、际遇展现种种现实困境。我设计了张老师与谷雨的母女情、学生们既竞争又互助的同窗情，以及与老师们的师生情，这些细腻的情感不仅让她们鲜活动人，也展露了张老师性格的不同侧面，女高的成功绝非张老师的孤身奔赴，而是人与人之间情感共振的结果。

　　记者：您认为主旋律剧集如何实现“叫好又叫座”？

　　袁子弹：我的体会是，不要因为它是主旋律，就想着按某种模板去完成，要努力挖掘题材的特殊性和人物的真实性。一定要找到人性的切口，讲述这个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比如，张老师就是我们身边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师、尽责的“妈妈”，一个有趣的朋友和强悍的行动派，我们没有因为她的荣誉去限制自己的创作。

　　就创作者的艺术追求而言，不要认为主旋律必然就很沉闷，或者可以不遵循电视剧的基本规律。我们需要打破这种思维定式，崇高的精神也可以很好看。就剧本创作而言，无论是创作风格，还是破题设计，一定要跟人物的真实性格、真实经历相结合，要充分挖掘其中的戏剧点，以编剧的眼光找到真正的人性光辉。千万不要只沉浸于描述事件本身，而是要挖掘出英模人物不同于普通人、又能让普通人共情的闪光点，呈现他的可贵。